南宫NG·28娱乐(中国)官方网站 (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历史悲情主义（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是对历史上本民族发生的不幸、悲剧和屈辱的一种伤感的非理性的集体记忆。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利用历史悲情主义进行教育，并非韩国才有，东亚国家多数因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关键是这种思想一旦成为集体共有的意识，并贯穿决策系统的话，则会对国家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效用。在这种集体情绪中，人们会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正视过去，对自身的不幸历史和现在的身份过于敏感，因此也极大的影响到反观自身和观察别人的视角，从而构成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的症结。能否走出这种情结，影响到民族心理的现代性。于韩国而言，历史悲情主义在其对外关系方面表现为任性的道德主义（Petulant Moralism）、受害者情结和极端民族主义。由于中国和韩国历史上的紧密关系，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直接对中韩关系产生极大的冲击。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 663 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 400 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 900 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公元 668 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 9 个都督府 42 州 100 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 2 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 10 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 2003 年一直延续到 2008 年。2008 年 2 月 12 日，韩联社报道说《》2 月 11 日第 18 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 412 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 岁）登载。此消息被中新网、铁血论坛、天涯论坛、 anti-cnn 等广泛转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 15 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1392 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 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应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 2000 年 10 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 100 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 2 小时，历时约 1 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1904 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 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 年 8 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 1919 年三一运动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 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常识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和民族气质的形成是与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朝鲜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半岛上完成的。背靠实力强大的大陆中国，隔海与日本列岛相望。半岛居于两强之间，其国家之存续必然受到两强的影响。忽必烈 于公元 1274 年和 1281 年两次远征日本，均从半岛出发，因战舰之粗劣和台风的影响失败。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陆的过程中，均以朝鲜为首先打击对象。这种半岛经验会给朝鲜民族形成夹缝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结体验，并对当代韩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韩国盛行“三国志”的研究，希望在当代韩中日、韩美中、韩朝中、韩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关系中占据反客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这种地缘政治的典型思路。

　　主权至上原则首先表现为主权问题上的刚性，主权争夺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中国与韩国和朝鲜在长白山天池、延边等问题上有争议，在黄海大陆架问题上有争议。而韩国在独岛（竹岛）上与日本的争议。争端双方均持有强烈的刚性原则。此外，主权至上还表现为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义情绪则又纠缠了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清算过程。主权至上原则的国际关系结果是追求结构上的均势状态。由此论之，构建新的均势结构是东北亚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正如前文所述，韩国追求在多个“三国志”式的结构中“两面下注”的理想状态。但是，均势结构如果要稳定有效，就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力量上的基本均衡和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所谓“权力的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力量在东北亚并不均衡，同时，鉴于中韩等国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念上的争论，东北亚离价值观体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远。